小澤征爾专辑介绍：小泽征尔1978年6月指挥了中国中央乐团,非常难得地演出了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政治氛围还未松动,江青曾经在文件批示中写“.....舒曼,特别是勃拉姆斯的音乐听起来像哭,有的晦涩难懂,像发神经病似的........”,对无标题音乐的评价在当时是敏感话题)和柏辽兹的罗马狂欢节序曲。但为了政治需要,也演出了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此外还有阿炳二胡曲改编的弦乐合奏版《二泉映月》。所有曲目被分成两张唱片发行。中国作品一张(含安可的日本民歌《伐木歌》),外国作品一张。 第一次来中国指挥,他带上父亲遗像 小泽征尔属于“文革”结束后很早就来到中国的外国人。1976年末,这位闻名遐迩的指挥家“文革”后首次访华,是以旅游者的身份悄悄来的。“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小泽应是‘文革’后以国际音乐大师身份来华访问的第一人。”音乐家吴祖强在文章中回忆道。小泽征尔那次来访是个人访问性质,同行者有他的母亲和弟弟,由已故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接待。年近9旬的指挥家韩中杰,当时是中央乐团常任指挥,他也在这一次认识了小泽征尔。“可以说这一次小泽征尔是来‘打前站’的,就是回来看看国内怎么样。我们以乐团的名义请他在一家烤鸭店吃了一顿饭。” 所有谈到小泽征尔的人,都会提到他深厚的中国情结。他对中国的感情之深,没有第二个国外音乐家可以相比。小泽征尔1935年出生于沈阳,他们家在他出生后的第二年举家迁到北京,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才全家回到日本。这段在中国度过的童年经历,使他一生都对中国满怀感情。 等到小泽征尔第二次来到中国的时候,韩中杰对他的“中国情结”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当时是1978年4月,中美还未建交。但小泽征尔已经明确提出要指挥中央乐团演出。“当时对外友好协会出面商谈,谈成了这件事。”这次算是小泽征尔的正式访华之行,“小泽征尔一家把这次来华看得非常的隆重。他的母亲和三位兄弟都来了。他们四兄弟都出生在中国。”韩中杰回忆道。 当天的演出,小泽征尔在台上指挥中央乐团演出,他的母亲和三位兄弟坐在台下观看,他母亲怀里还抱着他父亲的遗像。“他母亲坐在观众席,把他父亲的遗像包好,放在跟前,当做看着儿子表演,等于说全家都来了。”在演出之后的联欢会上,小泽征尔和他三位兄弟拥抱在一起,唱起日本歌曲,非常激动。“他的兄弟都不是音乐界的,唱得挺业余的,但看得出很高兴。当时小泽征尔在国际上已非常有名望了,但他们一家仍然把中国的这次演出看得非常重。我的理解是,他们把中国看成自己的家乡,在故乡的成功演出,让他们了了一个心愿。”韩中杰说。当时小泽征尔的身价已经很高,但这次的演出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小泽征尔这次还听到了当时还是音乐学院学生姜建华演奏的《二泉映月》。有一个传播甚广的说法是小泽征尔听到这首《二泉映月》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韩中杰证实了这个说法:“我当时就在旁边,我看到他很感动,眼泪流了下来。他从此非常欣赏姜建华,演出结束后还把她带到了美国演出。现在姜建华在日本。” 小泽征尔和中国指挥挤在一张小床上 就在小泽征尔这次中国之行过程中,韩中杰还在简陋的家中接待了这位指挥大师一个晚上。这是充满喜剧色彩的一个片段。“那天我们到飞机场接他,一上汽车,他就说,我怎么没跟中国的指挥家坐在一起啊?后来他被安排住到宾馆去,但是他自己坚持要到中国指挥家里头住,结果只能同意。”韩中杰有点“勉强”地接待了小泽征尔。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家里没什么能力接待客人,何况还是美国来的客人。 “那时候北京的生活条件差得很啊,我住的屋子只有两个房间加一个小厅。吃的东西也很困难。”尽管小泽征尔很随和、不挑剔,韩中杰还是很犯愁。他首先得把家里布置得像样一点。“我家没有沙发,只有两张木椅子,正好有个同事家里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沙发,就将他的沙发借过来摆在我家的厅里头。我还从团里头借了一台高级录音机,摆在家里。还借了字画挂在墙上。”这么一折腾,总算比较像样。但是吃的又是个问题。“小泽征尔一再要求要在家里吃饭,但那时候我们吃点肉还是很困难的。于是文化部就和北京饭店联系,让他们提前把东西准备好,给我们送过来。那天北京饭店送来了肉馅,我们在家里包饺子吃,就像家常便饭一样。”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韩中杰把儿子“打发了”,女儿和保姆一张床,他和小泽征尔挤一张床。“一整夜没有怎么睡,都在聊天。因为他指挥过我们乐团,所以我就让他说说对乐团的看法、建议,比如怎么训练乐团之类,说的都是比较专业的问题。”小泽征尔不会说中文,韩中杰和他交流都是用英语。“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对面的幼儿园小孩玩去了,那一晚基本没睡觉。”韩中杰说。 如果说,小泽征尔的中国之行是“寻根之旅”的话,对中国交响乐发展则有另外的重要意义。韩中杰记得“文革”期间中央乐团的情形。“‘文革’期间是不许演奏交响乐的。像《梁祝》都不行,只有《黄河协奏曲》这样的‘样板戏’可以。”当时国内大部分的乐团不能碰西洋乐器,除了像中央乐团这样的“样板团”。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不能光明正大地演奏除了“样板戏”之外的音乐。“有些音乐教授教的是冠冕堂皇的《白毛女》之类,但是关起门来还是偷偷练习西方乐器和音乐。” 早在1973年,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就曾来过中国演出,但对国内交响乐的局面并无多大改变。“中国方面没有太隆重的欢迎仪式,不过江青还是亲自接见了他们,也表示欢迎。”韩中杰说,“当时演出后中美两国的乐团还有联欢活动,那段时间我们也被允许演奏西洋乐曲。”但费城交响乐团一走,一切又恢复原样。“费城一走,江青就翻脸了,说那些音乐还是资本主义的靡靡之音,西洋乐器还是不能练。”1975年,中央乐团举行的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音乐会,是破天荒第一遭,但之后北京的音乐文化生活依然没有很大的好转。 不过,到了70年代末小泽征尔来中国指挥的时候,情况已经大不一样。“那时候可以说我们的乐团完全解放了,恢复了正常的训练和演出。观众也开始对交响乐感兴趣了。我们中央乐团的演出,观众开始排队买票了,有的演出甚至要半夜就开始排队。”可以说乐团和观众,都做好了复苏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