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B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Op.38）创作于1840－1841年间，并很快首演，由门德尔松指挥初演。其时正当舒曼和克拉拉的婚礼之后。也正是从这时起，舒曼的创作从单一的钢琴曲转向了多种体裁。譬如在他结婚的1840年内，一口气就写下了一百几十首歌曲（其中包括《诗人之恋》、《女人的爱情与一生》等富有代表性的名作）。本曲被称为“春之交响曲”，据说这是得自贝托嘉的春之诗的感触，而最初各乐章亦分别冠有"初春"、"黄昏"、"欢乐的游伴"、 "暮春"等标题。开始乐章活泼而有震撼力的降B大调第一主题表示了春天到来的景象；第二乐章是一首舒缓感人的夜曲，优美而华丽，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欢乐；第三乐章是海顿小步舞曲乐章和贝多芬谐谑曲的某些东西的奇妙结合，第一主题的切分音型充满了生气。末乐章回到降B大调快板，以表达民间节庆的欢乐来向春天告别，第一主题是个优雅的小精灵舞曲，充满了戏剧性。 C大调第二交响曲(Op. 61) 实际上是舒曼交响曲的第三首，但是由于它的前一首因还在修改乃较晚出版，这首第二号C大调交响曲完成于1845-6年之间，而到了1847年11月才出版。这首交响曲随时给人一种萧瑟的感受，这部作品的写作期间舒曼身心失调缠绵病榻，深受其苦。在这首交响曲中，没有病人的长呼短叹，但他浪漫的气质也不见其中，代替而来的是深沉而富张力的戏剧性表现。 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Op.97）虽被编为舒曼的交响曲第三号，事实上却是他完整交响曲作品中的第四首也是最后一首。1850年秋天，他以惊人的速度在五个星期内完成此曲，当时这位德国作曲家才刚迁居至杜塞尔多夫(Dusseldorf)，并且担任该城管弦乐队音乐总监。舒曼以乐观的心情来面对这次迁居，全曲五个乐章有多处透露着这个讯息，尤其是在节庆气氛的第一乐章，他所标示的表情是“活泼地”(lebhaft)，曲中洋溢着阳光般的热情、圣咏般的肃穆，以及令人喘不过气的活力，并列穿插，如此便自然地产生令人头昏眼花的张力；第二乐章虽名为诙谐曲，事实上是一首自由发挥的兰德勒舞曲，原本命名为“莱茵河上的清晨”(Morning on the Rhine)。随后的间奏曲继续反映舒曼创作时的宁静心境；乐曲对标题“莱茵”唯一的明显提示是在第四乐章，据推测，舒曼是在科隆附近的一所教堂，看到大主教晋升场景时而激发出的灵感。此处的音乐有别于此曲的其他部分，肃穆庄重，让人联想起在深邃浩翰哥特式大教堂中听到的行进音乐。终乐章是一首轻快的进行曲，为全曲画上活力充沛的句点。 d小调第四交响曲(Op. 120)早在舒曼创作《第一交响曲》时已经开始动笔，但直到1851年才修订出版，所以编号为第四。此曲是主题变形的卓越的先例，几乎从头至尾建立在两个动机上；例如他的钢琴协奏曲和钢琴四重奏的第一乐章。有时也会出现使他的管弦乐配器不够理想的“败笔”，那是由于他用了“钢琴”思维，缺少管弦乐训练和经验的原故。不过，这些弱点既没有老一代音乐家渲染的那么严重，也绝不是把这些重要作品演奏得不象样的借口。尽管舒曼在完成之始，就有评论家指出其结构上与管弦乐配乐上的瑕疵, 但是它们的声势却能在乐坛上历久不衰。世人相信舒曼在奏鸣曲形式的桎梏下窒碍难行, 他的转折过门极其困难淤滞,展开部笨拙疏阔，不怎么高明。如果不进一步追究的话, 舒曼的交响曲尚富有新意,还有他在主题的连贯上也别出心裁。这个长处在只有一个乐章的第四号d小调交响曲中表现于极致。学者们或许要挑剔总谱上种种缺失, 蒙昧的作家们也或许要把舒曼和贝多芬的交响曲摆在天平的两边, 就此贬低舒曼一生的成就,但是如果听众肯坦然接受舒曼交响曲的原貌的话, 仍然会觉得它们不失为十九世纪最具独到思想的创作。 居塞佩·西诺波利（Giuseppe Sinopoli，1946 - 2001），意大利指挥家，8岁始随家乡西西里岛的墨西那教堂中的管风琴师与唱诗班中的歌唱家学习音乐，稍大成为唱诗班中的歌手。15岁到威尼斯，1963年进马切鲁诺音乐学院，因其父希望他成为医生，又进帕多瓦大学医学系学习，获脑神经外科博士学位。1968年到达姆斯塔特，参加夏季在这里举办的现代音乐讲习班，成为斯托克豪森与马代尔纳的学生，70年代初成为马切鲁诺音乐学院现代音乐与电子音乐教授。1972年到维也纳，随指挥教授斯瓦罗夫斯基学指挥，3年后在法国洛瓦尔扬音乐节首次登台指挥，取得成功， 1978年又成功地指挥《阿伊达》而一举成名。 1983年起被聘为罗马圣契西里亚音乐学院乐团常任指挥，同年任爱乐乐团首席，90年代起又任德累斯顿乐团的常任指挥。西诺波利的指挥以精湛的理性分析与深刻细腻而见长，他诠释的舒伯特第八、第九交响曲，已成为经典；而他精心钻研舒曼、门德尔松、勃拉姆斯、马勒与理查·斯特劳斯等人的作品，已成为诠释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德奥交响乐作品的权威。西诺波利对意大利歌剧，及至韦伯、瓦格纳、理查·斯特劳斯等人的德国歌剧，也有非常有价值的诠释。2001年4月20日西诺波利在德意志歌剧院指挥《阿伊达》演出时晕倒在地，因心脏病发作不治身亡，演出中断。他也成为极少数在指挥台上殉职的指挥家。